就像一粒种包含了大树的所有基因，一个家族的兴败，欲觅其滥觞，须回溯到祖宗发迹之处。于历史研究，这叫寻源头、探流变，于家族，于个人，总免不了一股宿命的味道。
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擅于考察历史人物的个体命运，从中折射一个时代的变迁，特别是那个时代制度和社会生活层面鲜为人知的细节。这次，他选中了曹寅，《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
史景迁在《曹寅与康熙》一书中，倾其笔墨描写曹家发迹和衰败的财务原因以及康熙雍正之间*局嬗变对曹家的致命一击，也粗线条地描述了满族在白山黑水间发展壮大到定鼎中原期间，被满洲铁骑裹挟的汉族*民或俘或降之后的命运归属。而后者正是我所感兴趣的话题，因为大凡读过《红楼梦》，都明了小说折射了曹家起源于*功新贵，但如何蜕变成诗礼簪缨世家，现实中的曹家又是如何盛极而衰？这恐怕要更多地求助于史学而非跨界的红学研究。
从龙入关
中国古人祖先祭祀，寻常百姓家至高祖，皇家也不过至七庙，曹雪芹所在的曹家，于史可考的第一人，是曹雪芹五世祖曹锡远。
曹雪芹家祖籍辽阳，其祖先乃北宋名将曹彬之后。其远祖曹俊，明代初年任沈阳中卫指挥使，此乃世官，此后二百余年，其子孙历代承袭，直至明末沈阳被清太祖努尔哈赤攻占为止。
此时，在沈阳中卫指挥使任上的是曹锡远，原名宝，字世选。后金天命六年（公元）三月，沈阳为努尔哈赤攻破，曹锡远及其子曹振彦应系于此时被俘并投降了后金。
当时努尔哈赤对降金汉官采取怀柔*策，使额驸佟养性总理汉人*民事务，曹锡远和曹振彦父子归顺后即属佟养性管理。佟养性治下的汉族*民，以及散落在满洲八旗中的汉族*民，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陆续被编入新成立的八旗汉*。汉*旗成员身份是“正身旗丁”，性质是后金国家正规*。但是在此之前，曹家就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天聪六年（公元年），佟养性死，曹振彦可能于此时拨入多尔衮的满洲正白旗，成为“旗鼓佐领下人”，两年后曹振彦升任“旗鼓佐领”。简而言之，所谓旗鼓佐领下人就是满洲正白旗的包衣汉姓，即汉族“家奴”。“佐领”既是一种*事编制单位（最初约人为一个佐领），同时也是这个单位的长官。“旗鼓佐领下人”是最早一批沦落为满洲贵族“家奴”的汉族*民，最初的职责主要是随主子出征打仗，这与曹振彦的早期经历相吻合。
顺治元年（公元年）五月，曹振彦及其子曹玺“从龙入关”，清王朝定都北京。曹振彦身任旗鼓佐领跟随旗主多尔衮辗转沙场，其家奴身份固然至微至贱，但由于年轻机敏勇敢善战，在长期的征战中又与其主子多尔衮建立了较为亲密的感情，因而受到多尔衮的赏识和提拔。
同年十月，豫亲王多铎率清兵南下，其主力为满洲正白旗，时任正白旗旗鼓佐领的曹振彦应携子参加了消灭南明弘光*权的战争。曹振彦作为多尔衮的亲*，为大清王朝的开国定鼎立下了汗马功劳，堪称“从龙勋佐”而无愧。曹氏家族“赫赫扬扬，将及百年”的历史从此揭开了序幕。
包衣下贱
上三旗包衣汉姓被称呼为“旗鼓佐领”。一旦编入“旗鼓佐领”，意味着身份上已经成为“家奴”，满语音译为“包衣”。这个家奴身份将子子孙孙承袭，除非有极其偶然的原因获主子同意出旗开户，否则奴隶身份不能改变。从曹振彦开始，直到曹雪芹穷病交困死于*叶村，曹家一直未脱去这层“包衣”。
事实上，这也是深入理解曹家兴衰因果的核心线索，“包衣”仿佛一枚胎记，曹振彦之后，所有曹家族人一出生就被定义了身份、籍贯、考试及入仕的路线图。从曹雪芹影射在《红楼梦》中的家族历史来看，这一特殊身份，便是这个曾经钟鸣鼎食、烈火烹油家族走向树倒猢狲散的“原罪”。
曹振彦之孙曹寅的官，品级最终达到正三品衔，任江宁织造几十年，还与内兄李煦（满洲镶*旗鼓佐领下人，其孙女，学者研究认为就是《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原型）轮流执掌两淮盐*数年，是大清帝国数一数二的肥缺。然而，在他和李煦给康熙递的密折中，自称“包衣下贱”、“包衣老奴”。
那么，曹寅也好，李煦也好，身为上三旗包衣汉姓，果真“下贱”？内务府三旗均为皇帝“家奴”，其中包衣满人编入“包衣佐领”而包衣汉姓编入“旗鼓佐领”，此外的“第三类人”编入“管领”。其中，必须强调的是，“旗鼓佐领”下人本是兵士，而管领下人来源自“家臣”即奴仆。二者来源本来径渭分明，不容混淆。在职掌、仕路、披甲等待遇上均有显著区别。直到乾隆初年，二者甚至还不准通婚。旗鼓佐领人与管领人二者经济待遇的差异显得更为清楚。旗鼓佐领人的经济收入，与外八旗成员大致相同，即依靠份地与披甲俸饷谋生。而管领人主要是食“口粮”，即“月米”，而且不分男女老幼人皆有份。
入关后随着皇权的不断加强，旗鼓人的地位更如日中天。他们中有不少人内任显宦，外授封疆，成为统治集团中炙手可热的红人。除了曹玺、曹寅家族累世替缨，豪富埒于王侯外，还有李煦的父亲、镶*旗旗鼓人李世祯“历陟显仕，宦迹不可枚举，洊晋使相，开府豫章，旋抚南越，治行卓卓。”而李煦本人久任织造，成为皇帝的心腹和在江南的耳目。
在仕路上，旗鼓人不仅与外八旗人一样可出任各级文武官职，内务府直属的各种肥缺，更如其禁脔，非包衣不得染指。
因此，如果现代人看到李煦及曹家奏折上每每使用“包衣下践”、“包衣老奴”之类的自称，就断定池们的身份不过是奴仆而已，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这种称呼正反映了旗鼓人身份的特殊性：他们是直属于皇帝的奴仆（下五旗旗鼓人则属于该旗各王公），因此皇帝与他自有着超越一般朝臣的特殊密切关系。从李煦、曹家奏折中，可看出皇帝对他们寄如腹心，平时可畅谈“私房话”而毫无顾忌，康熙帝南巡时，以织造衙门作为行宫，也正反映出这一点。
早在康熙二年（公元年），曹寅父亲曹玺由内务府简派为江宁织造，他表面上是替皇家管理染织，采办物资，实际上负有更重要的使命，那就是帮玄烨了解江南的吏治民情，沟通满、汉之间的民族感情，争取明末遗民。由于曹玺忠实勤奋、办事利索，康熙对他更加宠信，赏蟒袍，赠一品尚书衔，并亲手写“敬慎”的匾额赐给他。康熙二十三年（公元年）六月，曹玺“积劳成疾”，死在任上。
其实，康熙跟曹玺在主仆之外还存在另外一层更加亲近的关系：曹玺续弦妻孙氏乃康熙乳母。按满人习俗，“最重保母”，故曹氏在康熙一世，极得亲信，皆缘于是。
寅吃卯粮
红学家至今没有量化研究，曹寅生前身后的财务问题，至多停留在定性的研究，认为曹家的败亡的主要原因是巨额的亏空。史景迁给予量化论述，读罢惊人，曹寅时代，曹家已然“寅吃卯粮”了。他死的时候，留给子孙的是一笔“负资产”。
史景迁用审计师般的目光，爬梳了曹寅一生任职涉及的财务收支状况，结论是：如果曹寅所任那些世人趋之若鹜的“肥缺”是那种能够带来巨大利益的职位，那么它就同样会积累起很大亏空，而在这样的危机中，只能依赖天生的智慧而不是法令。
江南三个织造，以江宁织造为首，虽然理论上由北京的户部和工部承担原材料购买、机户薪酬，但实际上年年都有亏空，究其原因，套用现在的话语习惯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各部委”对丝织品的需求并无固定周期和额度，常常会有反复，而织造们面对的是一个受供求关系决定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市场，供需之间存在矛盾。
史景迁仔细算了一笔账，在康熙帝最终接受曹寅和李煦的意见，从年起用盐务的资金来补贴纺织之前，维持两个纺织部门的运转每年要大约二十三万两银子，这笔钱最初是由省里库存提供（原则上地方行省要向中央户部解银，作为地方缴纳给国家的税赋，织造从省里拿钱，相当于户部的间接支付），而到了年以后，这笔钱完全来自盐税。
这意味着，手操国家赋税盈余，曹寅和李煦可以有足够的自由空间加以腾转挪移，只要到时候把承诺皇帝主子的那部分银子上交即可，但是在不精于数字化管理的中国古代，一线官员的上下其手，远在北京的皇帝即便心知肚明也鞭长莫及。
曹寅和李煦这样的操纵能带来很大的利润，但是风险也很大。为了维持织造任上的开支，曹寅每年从盐税的盈余中借了二十三万两银子。
这是一种大风险的投机活动，它危险地依赖于对现状的维持。在曹寅的一生中，他能够使情况成功地维持下去，但是当他于年夏碎死后，织造的款项已经支付，而他任巡盐御使期间的盈余还没有收到。因此他留给儿子一笔欠官府超过三十七万三千两银子的债务。
李煦的计划和曹寅年的计划，意味着在没有购丝指令的时候将纺织的收入挪为私用，可以被称为半官方的投机，而织造们至少是在皇帝默许的情况下操纵着官方的资金，如果他们能将节省下来的国库的钱作为报答的话。
在这里，官府也扮演着一个官方高利贷者的角色，纵容省级的官员进行私人的投机活动。曹寅在年向内务府借了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二两银子，并于八年后如数归还，且明显地没有支付利息。年李煦向国库借了十万两银子用作个人的花销，而对于这笔巨大的数目，十年间他要偿还每年一万一千两银子的本息。就是说，利息是百分之十。但是皇帝对这样的操作不感兴趣，因为在询问究竟是该将钱还到内务府还是江苏省的国库时，康熙只是让苏州、江宁和杭州的三位织造“自己商量着办”。
曹寅死后，李煦用每年的盐*盈余替这位妹夫还债。据李煦给康熙密折中所总结的，曹寅盐务欠款二十六万三千两，这个数字现在应该增加到三十七万二千两。这个盐务亏空额，使曹寅欠款额可以整个计算出来。年报告的江宁织造亏空九万二千两，此外还有挪用盐款以填补的十万两亏空。还有康熙了解到并退还给曹寅之子曹頫以偿还私家欠款三万两银子。因而，曹寅死时的债务估计达六十万两。
康熙让李煦将以后数年盐税余款用来偿还全部亏空。这些债务最后在年8月，也就是曹寅死后五年才全数偿还，李煦这时已经担当了八任巡盐御史。虽然，康熙看来对公家的亏空问题不那么在意，但却显示出对曹家真实经济状况的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