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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自从秦始皇以来，中国就是大一统和中央集权国家。
但大一统和中央集权都是概念性的东西，要支撑起这样的顶层建筑，必须有一些配套措施，而这些配套措施主要有四种：
地理方面的统一和集权、意识形态方面的统一和集权、经济方面的统一和集权、地方人才向中央流通的渠道。
因为要保证地理上的统一集权，大气候上便有了百代皆行秦政法，郡县制在海内铺开，中央任免地方官吏、郡县无条件服从中央。
而在小气候上便要削藩，汉朝的推恩令、明朝的杀功臣废藩王、我国的五马进京都是此例。
因为要保证意识形态上的统一集权，便有了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南宋的理学和八股文，把意识形态的解释权牢牢掌握在中央的手里。
现在则是党组织才有马列主义的解释权，体制外的野狐禅们根本不能插手。
因为要保证地方人才向中央流通，便有了汉朝的举孝廉、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直到隋唐确立了科举制。
那些地方上的人才，都能通过读书考试进入中央，然后经中央分配到各个岗位任职，至此中国的顶尖人才几乎都向中央汇聚。唐太宗李世民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就很能说明问题。
现在的科举制，已经演变成考公了。
这三个配套措施，基本上成为中国人的共识，即便遇到军阀割据的乱世，中国始终是向统一和集权方向走的。
可唯独经济方面的统一集权，两千年来始终没有形成共识，那些执政者们一直在纠结，到底用哪种方式完成经济方面的统一集权。
可以说，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主线就是经济方面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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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种经济模式。
首先出现的是商鞅版本。
商鞅变法的核心是耕战，也就是把主要经济活动放到农业里，然后用战争输出。
至于贩运、开店等商业经营活动，不是不允许做，而是用连坐、实名、重税等政治手段极力打压，尽量把商业活动维持在最低限度，日子能过得去就行。
商鞅版本的经济模式就是消灭大部分、控制小部分。
其次出现的是汉初自由经济模式。
刘邦建立汉朝以后，“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并且农业上保持低税率，休养生息。
简而言之，汉初的经济政策就是有水快流、大干快上，只要有利可图的项目，汉朝人民都可以做，中央基本不管，甚至连皇家园林都放开管制，给人民去开发了。
在宽松的自由经济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起来，富商大贾遍地
卓文君家族以冶铁致富，汉文帝的男宠邓通以炼铜铸钱致富，“潘驴邓小闲”的邓说的就是此人。
而汉朝也进入“文景之治”的辉煌岁月。
最后出现的是汉武帝的国企垄断模式。
汉武帝讨伐匈奴要巨额资金，便把利润极高的盐铁行业收归中央，建立起国企垄断经营，直接控制了生产制造、销售渠道和定价权。
汉武帝和桑弘羊还推出平准均输法，均输是中央进行统购统销，平准是中央控制各地物资平衡物价。
如果说汉初是民间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那么平准均输法就是中央直接下场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两者的区别在于，民间统一大市场的利润归民，中央统一大市场的利润归国。
而为了得到全部的利润，汉武帝又必须彻底清理民间商人。
算缗令向民间商人征收10%的财产税，告缗令是鼓励检举揭发，谁要是举报不交财产税的商人，可以得到其一半的财产。
经过汉武帝的清理，汉朝“中产之家皆破”，也就是把利润渠道全部收归中央，民间基本上均贫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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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这三种经济模式，各有什么弊端呢？
秦国用商鞅版本的经济模式，确实实现了经济方面的中央集权，但商鞅版本属于战时经济，有效归有效，代价就是没统一的时候秦国人民生活枯燥，统一以后又找不到火力输出目标。
所以竞争激烈的战国乱世过去以后，商鞅版本的经济模式就显得不合时宜，后来的王朝再也没有重新启用过。
汉初的自由经济模式，虽然搞活了市场经济，成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但弊端就是自由经济的模式，和中央集权的顶层建筑完全不匹配。
因为大一统要在经济方面统一，中央集权也要在经济方面集权，而在自由经济的状态下，经济利益必然掌握在地方豪商的手里，经济权力极度下移。
比如吴王刘濞在国内煮盐、冶铁、铸钱，号称富甲海内，可以暴兵50万，只要刘濞不想听中央的号令，就可以和中央分庭抗礼。
那些没有官方身份的商人，手下也有数千乃至数万的工匠，在军事技术不发达的年代，这些人穿上盔甲就是战士，可以和地方政府分庭抗礼。
司马迁称这些地方商人为“素封”，即没有爵位封地的权贵，这个称呼和孔子的“素王”是同样的性质。
这种事实上的诸侯割据，本质上是把汉朝地方经济碎片化，那么中央集权也就无从谈起。
而汉武帝的国企垄断模式，无差别横扫了地方豪商，彻底完成“利归中央”的中央集权大业，但弊端就是利益收归中央的同时，腐败也跟着利益回到中央，形成汉朝版的官僚权贵经济。
因为利在哪，争夺就在哪。
以前利在地方的时候，地方上腐败滋生豪强横行，中央相对比较清廉，当利归中央的时候，地方出现一片朗朗乾坤，中央层面却出现激烈的争夺。
比如执行算缗和告缗的官员，原本穷的叮当响，三年后便积攒了千万家财，成了汉朝有数的富豪，还不会出现在富豪排行榜上。
比如汉武帝的国库原本都空了，经过一番整顿，上林苑里堆满了财物，放都放不下。
在没有技术爆炸的时候，经济总量是有限的，不在民即在官，不在朝即在野。
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焦点便是什么样的经济模式和政策，能获得利益最大化，进行最大限度的财富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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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来，中国在经济方面的统一集权，始终没能形成共识，历朝历代都在自由经济和国企垄断之间摇摆。
每当民间穷困的时候，中央就将经济权力下放地方，借助自由市场的力量繁荣国家经济，为了达到目的，宁愿承受官吏腐败、豪强崛起、地方政府坐大的代价。
在这个时期，腐败可以是搞活经济的润滑剂。
到了国家经济繁荣以后，在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的顶层建筑支配下，中央便没有经济权力下放的必要，而且地方政府坐大和官吏腐败，又给了中央充足的理由来收回经济权力。
于是便开始新一轮的国企垄断改革。
汉唐宋明清，无一能逃脱这个“放权收权”的循环，可以说，如何实现经济方面的统一集权始终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中央和地方矛盾始终解决不了的根源。
原本按照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的顶层设计，新中国配套的经济制度就是全民公有制，和前三十年一样把，所有经济资源都收归中央支配，一声令下万里奉行。
但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前三十年的全民公有制是公权力达成的，于是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均贫富的同时，体制内外的人又在权力层面出现不公平，而在体制内也有严格的等级划分。
也幸亏是教员治国严厉，那代人的觉悟也很高，要不然的话，很难说没有三年成富豪却不上排行榜的人出现。
即便如此，体制内的利益集团也是有的。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搞活国民经济，经济权力逐渐下放到地方，用市场经济的力量消解了体制内的利益集团，代价就是体制内外的新既得利益者合流，消解了经济方面的大一统和中央集权。
后来中央发现不对劲，便以分税制改革为起点，开始了漫长的收权。这个过程的冲锋号是反腐败，收尾工作是反垄断。
到现在收权基本完成，而汉朝出现过的结果，也在慢慢显露出来。
那为什么地理、意识形态、人才流动的统一集权可以确定下来，唯独经济方面的统一集权始终在摇摆呢？
我觉得是原因在于地理是固定的，意识形态是可以长时间影响并驯化的，人才流动渠道是依附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总结起来就是，这三项都是有确定性的。
而经济的关键是供需，供需的衡量标准是人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需求，可能你前几年想要的是房子车子，今年能有两袋大米就满足了，这就是人心影响了供需。
所以经济方面的统一集权，面对着人心的不确定性。
既然人心不确定，那制度也就不可能确定，于是中国两千年来都不能建立经济的统一集权，一直在左右摇摆。
那么中国的央地矛盾也会一直博弈下去。
不过和以前不同的是，汉朝的自由经济没有海外联系，汉武帝灭了也就灭了，但现在美国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大本营，也是全世界所有自由经济支持者的后路，导致国内的自由经济支持者和豪商，往往和美国深度联系在一起。
所以中国以经济制度为核心的传统央地矛盾，又增加了国际矛盾的因素，局面更加复杂，处理起来更加棘手。
历史上遇到类似的问题，明清的解决办法是躺平不解决了，自我退回小农社会，画一条线和外界进行有限交流，保证中国的所谓纯粹性。
而我们现在是无路可退，问题再复杂，也得想办法解决。
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代表了自由经济的历史终结论，苏联代表了计划经济的历史终结论，中国代表了混合经济的历史终结论。
未来的路，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