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买全国、卖全国”走向了“买全球、卖全球”，“世界小商品之都”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图为义乌小商品城一角。义乌中国小商品城/供图
何松林本报记者沈贞海
在前不久中宣部“中国这十年”系列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称，义乌经验是“打通内外贸构建双循环”的典型案例。
盛秋平说，从年起，国家在义乌先后开展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试点、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国家级改革试点。十年来，义乌出口增长了5.4倍，进口增长了10倍，电子商务交易增长了6.1倍，从“买全国、卖全国”走向了“买全球、卖全球”，“世界小商品之都”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
在这组数据的背后，既有中国制造业的强劲动力，亦有数字经济的强大助力。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在年全国两会，“数字经济”更是高频出位，颇受“重墨”。与此同时，中国数字经济增速全球领先。根据年8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显示，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规模为5.4万亿美元。
对于世界小商品之都——浙江义乌来说，如此庞大的数字经济规模亦是其搭上数字经济快车的契机。
新发展：40年改革乘势求变
年，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席卷神州大地，新中国经济开始腾飞，“中国制造”在此后的40年里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新名片，其中最接地气、最具人间烟火味的“义乌小商品”也成为最有标识性的代表之一。
然而，这一切都是被“逼出来”的。因为义乌身处内陆，三面环山，人多地少，土壤贫瘠，资源匮乏，唯一适合种植的是甘蔗。所以，义乌人不得不奔走他乡，挑着货郎担进行“鸡毛换糖”，这种小生意营生在改革开放前夕达到鼎盛阶段。直到年，义乌来了一位名叫谢高华的县委书记，他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确立了“兴商建县”发展战略，制定了“四个允许”政策，把路边摊小商贩统一搬到政府规范的集市，创立了义乌小商品城。
从最初的棚户集市，到单体综合商场，再到五期商贸城，过去40年历经下海潮、中国加入WTO、两次金融危机、（移动）互联网产业爆发式发展，每个阶段义乌小商品城都踩着关键节点做出相应变革，逐渐发展为拥有7.5万商户，关联万产业链中小微企业的商业生态。年GMV（电商平台商品交易总额）达到亿元，贸易辐射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内贸走向外贸，从线下走向线上，小商品城引领着义乌从国内鸡毛换糖走向海外大江大河。
来自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年，全国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9亿元，其中，义乌通过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6亿元，全国占比31.2%，同比增长30.1%。年，义乌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4万件，同比增长29.5%。仅次于广州市，排名全国第二。
然而，正当我们开启“共同富裕”时代的新篇章，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整个经济发展节奏、国际贸易形势发生改变，新挑战迎面而来，而这次义乌把“数字化”作为重要突围方式，掀起了新一轮自我变革。
尽管国内疫情可控，供应链完整，还能让外贸保持着持续增长，但也面临着采购商来华减少，原材料与物流成本上升，供应链向外转移，传统外贸形态加速线上化，以及今年人民币持续升值对出口带来了不小挑战。数字贸易体系构建的同时，“外贸内贸化”趋势明显，要求在降本增效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内外融合发展的行业新痛点呈现：以义乌小商品城、武汉汉正街、湖南邵东工业品市场、山东临沂小商品批发市场等国内传统批发市场，在疫情影响下都面临着客流减少、内需增长乏力的困局，而远离产业带的市场更为严峻，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整体框架下，数字化是突破传统业务物理限制的关键一招，重塑市场核心竞争力，义乌是有先天优势的。
作为改革先锋的义乌小商品城早在年左右就已经开始多种电商的探索和尝试。疫情发生以后，外商进不来、货也出不去、订单碎片化等带来的新痛点，迫切需要一个线上线下高度融合，贸易履约全链路服务的综合贸易服务平台，为中小微主体便利、高效地参与国际贸易赋能和增效，这就要求有更好的数字化改革来匹配疫情之下的全球贸易现状。
面向更立体、更精细、更高效的数字化贸易转型，义乌小商品城把此重任落到了Chinagoods身上。Chinagoods是义乌小商品市场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