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西方国家，市场长期以来一直在组织生产、分配商品和服务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欧洲一直保持着一种混合型经济——在私营企业、政府（不同层级）以及包括基金会、合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在内的其他各类机构之间取得平衡。然而，由于人们对市场过度自信，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Thatcher）激进的自由市场政策和柏林墙（BerlinWall）的倒塌，导致这种平衡发生了重大变化。某些人，如弗朗西斯·福山，甚至宣称“历史的终结”，预言整个世界最终会崇尚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的智慧。这种必胜主义为政府角色的萎缩铺平了道路。
自年以来，这种对市场的信心遭受了不少打击。最重要的是，年金融危机暴露了深层次的结构性缺陷。在西方，即使在金融危机之前的几十年，后50%的家庭（甚至后90%的家庭）都没有获得多少经济收益。大量欧洲家庭的收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或下降。此外，西方国家对苏联的胜利，更多地与一个和中央计划经济结合在一起的政府的失败有关。此外，西方的成功并不完全源于对市场的热衷。包括政府、非营利机构和社团组织在内的一系列机构，对西方国家的强大做出了巨大贡献。
鼓励人们重新思考这种经济生态——重新评估国家、私人营利机构和非营利机构的适当组合，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过去30年，人们所做的大部分思考都对这些机构充满敌意。为了帮助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部门蓬勃发展，政府必须削减开支，因为私营部门是经济成功的基础。然而，今天我们意识到，在设计得当的框架下，这些不同的实体可以以互补的方式起作用；如果没有一个适当的监管框架，不受约束的市场就可能导致灾难。事实上，好的金融监管本可能会使世界免于年金融危机。
此外，在许多情况下，如果事先没有政府投资，特别是在研究和开发方面的投资，私营部门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表现。如果没有早期的政府投资来创建互联网，今天的全球科技行业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马里亚纳·马祖卡托（MarianaMazzucato）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创业型政府：破除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神话》（TheEntrepreneurialState:DebunkingPublicvs.PrivateSectorMyths）中指出，与典型的资本家相比，国家通常会以更有远见的心态行事，从而促进重要的创新。
即使承认组织生产的最佳方式是以市场为中心，我们也必须了解市场经济的诸多形式，以及它们在平衡私人市场和政府权力方面的不同规则和方法。美国、北欧和日本的资本主义都是不同的，它们采用不同的方式来平衡国家和市场的作用。即使在欧洲内部，也有各种各样的市场经济。其中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年危机后表现得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好，具有更强的韧性。这些成功至少部分是因为这些国家选择了不同的资本主义形式，采取了不同的制度、规则和规定。
当然，制度在一个有着独特历史、文化和习俗的国家运行得好，在其他国家可能并非如此。此外，将制度和安排从一个国家轻而易举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是不大可能的；特定的解决方案常常受限于特定的文化。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寻找一般性原则。我们可以设法找出哪种制度安排最有助于全面的增长、平等和稳定。那些按照（从分析中得到的）一般性原则和深刻理解来设计规则的国家，更有可能成功。市场倡导者们经常说：“让市场来决定吧。”然而，这种过于简单的说法掩盖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该让哪种市场来决定？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那样，市场并不会凭空存在。
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结构的市场，它们各有各的规则和规定，并产生不同的结果。政策选择，包括市场结构的决策，对结果的差异负有很大责任。这一事实也为朝着更好的路径前行提供了线索。欧洲需要借鉴成功经验，也需要借鉴失败经验。在评估哪些措施行之有效时，欧洲不仅要考虑对GDP的影响，还要更广泛地衡量社会效果。需要提出的问题包括：普通公民的生活水平正在发生什么变化？他们的健康和教育怎么样了？从社会、环境或是经济的角度讲，这种增长是可持续的吗？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有助于欧洲制定一个既可持续又公平的经济模式。
欧洲的一些地方在增进其公民福祉方面相当成功。确实，如果将不平等因素考虑在内，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一项综合了收入、教育和健康的幸福指数）前20名的国家中，有12个在欧洲。对比来看，美国排在第26位。但是，即使在欧洲，由于无法让市场像竞争性市场那样按部就班地运行（在竞争性市场中，关键决策者——如首席执行官的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一致）生产力和公平程度都有所下降。为了私营部门和整个社会的长期利益，有些政策可以帮助欧洲私营部门运行得更好。
市场失灵最糟糕的表现是，一些主体借助市场势力或信息不对称，利用其他主体赚钱。任何不涉及这些市场失灵实例的新规则手册，都是不完整的，没有哪个部门表现得像金融部门那么糟糕。所有部门（包括金融部门）的效率及其为社会服务的能力，都取决于有活力的竞争。拥有市场势力的公司利用这种势力，通过提高价格为自己获取更多的利润，并剥削他人。因此，市场势力不利于整体经济表现，也被认为是不平等的最大来源之一。如何让作为我们经济中基本生产单位的企业更好地服务社会。
今天的企业与教科书中简单化的模型大不相同，在教科书中，企业家拥有一家公司，做决策以最大化长期利润。如今，大规模且有影响力的公司有大量的股东，所有权和控制权是分离的。控制权掌握在首席执行官和一群经理人手中。让这个群体以最大化社会福利甚至股东财富的方式行动，是公司治理（有关公司如何运行的规则和规定）的核心问题。公司治理涉及公司的目标应该是什么，以及在决策过程中应该听谁的。这些考虑因素反过来又会影响高管的激励结构。
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激励结构的不合理，这种结构符合银行家的利益，但不符合银行股东、债券持有人或客户的利益，更不用说社会的利益。短视、过度冒险以及对银行客户的利用（无论他们是把钱存入银行、从银行贷款，还是让金融部门管理投资）是危机前金融活动的特征，现在依然如此。最后，知识产权是欧洲企业的核心资产，因为欧洲从制造经济转向了创新经济。在这方面，当前的规则更多是在维护狭隘的企业利益，而不是鼓励创新。
战后欧洲有句有点儿老掉牙的话：“在美国发生的事，在欧洲也会发生，只是晚些而已。”如果这种油嘴滑舌的说法有一丝道理，那么竞争政策就是欧洲能够且应该在一个威胁西方经济的问题（市场势力集中在太少的企业手中）出现之前走出困境的领域。幸运的是，种种迹象表明，欧洲当局意识到了这一挑战。它们应该维持并拓宽努力范围。公司相对于劳动者的权力变化，加剧了不平等。
结语
工人的薪酬没有跟上生产力的步伐，因此工人工资占公司收入的比例下降了。许多地方的工作条件也在恶化。工人们在签订合同时，并不确定他们将工作多长时间，他们将获得多少收入，或者他们是否会被迫加班而没有额外的补偿。此外，向员工兜售服务的在线平台，如优步（Uber）或跑腿兔（TaskRabbit），分化了劳动力，压低了他们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