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腾飞的70年。为展示70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烘托学术界百家争鸣之良好氛围、勾勒各学科研究前景与发展趋势，《思想中国》栏目推出《70年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回顾与展望》系列文章，并按照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分类，约请各领域权威专家撰写文章，简要回顾成就与不足，重在对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出探索。文章尽可能吸收同行专家盲评意见修改完善同时也保持尊重作者本人观点，文末附推荐意见，既可视为读者了解该学科的导读性论著，也可视为广大党员干部勤学习、强本领、长才干的鲜活教材。今日刊发70年学科发展系列文章之十一，敬请垂注。
新中国政治经济学70年回顾与展望
黄少安
作者简介：黄少安，男，经济学博士，著名经济学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现任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院长，山东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学科组专家和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中国产权理论、制度经济学和法经济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创建和组织“中国法经济学论坛”、“中国语言经济学论坛”和“中国制度经济学论坛”。
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是由现实的需要推动的，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是如此。我们把70年分成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考察和描述不同阶段的不同现实需要如何影响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以及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运用如何影响中国经济体制变迁和经济发展。未来我们将基于中国的经验事实和面临的国内国际现实，讲好中国故事，构建科学意义上、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那样：“要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一、改革开放以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新中国制度选择和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
为什么要建立新中国、为什么能够建立新中国、新中国怎么建设？这实际上是一组关于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动态选择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我们选择的理论依据。《资本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其哲学基础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集中地、逻辑严密地阐述了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为什么不再适合人类社会、为什么必然灭亡、为什么必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上层建筑所取代。中国共产党面对当时积弱积贫、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后，找到了领导工农革命、推翻旧的经济政治体制、建立新中国的理论依据。中国当时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符合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同时胜利论”。但是，列宁审时度势，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少数资本主义不发达、经济落后国家“首先胜利”，而且有“十月革命”的成功实践，使得中国共产党视“首先胜利论”为“为什么要”和“为什么能”建立新中国的理论依据。新中国建成什么样、怎样建？列宁和斯大林等的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理论，也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然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经济体制选择和经济建设的理论依据，包括“过渡时期理论”、“社会主义公有制+指令性计划管理+按劳分配”的经济体制、重工业优先发展等理论。所以，新中国初期30年、甚至更早的时期内，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主线就是学习、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原著以及斯大林组织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即所谓的“苏联教科书”。一大批经济学家毕生翻译、研读、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少数从西方国家留学回来的学者，也重新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批判西方经济学。他们为新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发展、人才培养以及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主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创新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尽管因学习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单一公有制+指令性计划管理+单一按劳分配的经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国民经济恢复、重工业（包括军事工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新中国初期3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也不低，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发现这种体制的弊端很大，不适合仍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于是，新中国又一次面临重大的现实问题：如何审视和判断已经运行了30年左右的经济体制？实际上这又是一次重大的经济体制选择和经济发展问题。所以，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学本质上是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其核心问题是：“为什么要改革、改成什么样、怎样改革”、“中国经济怎样发展和运行”以及“怎样解释中国经济发展”。
改革意味着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是需要理论依据的，甚至需要重大的理论创新。理论依据大致有以下几个层面：
首先是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它要从根本上阐明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或总体目标是什么。最基本的理论依据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判断也许让人迷惑：传统的经济体制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的，改革的最基本的理论依据怎么还是它？我们之所以要改革，是因为传统的体制是适合比较高级的社会主义阶段的，相对于生产力发展需要高配了、超前了，而我们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成为改革的基本理论依据。“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科学而准确的确认，这意味着：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搞公有制，但不能是单一公有制；需要计划管理，但不能只靠计划管理、更不能靠指令性计划管理；可以有而且必须有按劳分配，但不能单一按劳分配，也得有其它分配依据和方式；最关键的是，必须主要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所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写得非常明确：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有社会主义又有市场经济，既是社会主义的，又是初级阶段的。依据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原理改革传统的经济体制，不合适就改革，不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吗？唯物史观不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不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具体化和发展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一种思想、一种理论，也是几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长期认识和总结的结果。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面，早就已经有了认识和论述，只不过具体分为几个阶段、具体每个阶段的界定不同而已。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在20世纪50-60年代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总结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时，在一系列文件和讲话中，都曾提到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和发达阶段的划分问题以及相关观点。但是，既要坚持（初级阶段的）公有制，又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论不一致的，理论上需要重大创新。改革开放以后，众多中国经济学家提出并且从逻辑上论证了“公有制可以与市场经济统一”，这一集体创新的成果在年中共十四大报告中得到了体现，深刻影响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当然，这一理论创新，与改革开放前以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顾准和卓炯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商品货币关系”的思想有关，他们虽然没有论证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内在统一的，只是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和可以有商品货币关系、需要价值规律，而且立足于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找依据，但是在那个时代，这些思想足以成为后来理论创新的思想先驱，足以让人敬佩。
第二个层面的理论依据就是具体怎么解析传统经济体制、怎么设计改革目标和怎么改革的理论，其中又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一是学习借鉴东欧经济学，二是中国经济学家们创造性提出或总结出自己的新理论。
东欧国家上个世纪50年代就开始探索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一大批东欧经济学家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基本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主张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都倾向于引入市场机制。归纳起来，他们就是研究：为什么要改革、改成什么样、怎样改革，也就是改革理由、改革目标和改革方式问题。这也正是中国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们面临和必须回答的问题。所以，20世纪80-90年代，众多中国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