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是从农业领域开始的。首先是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基本将经营决策权让给农民，由其根据（新兴）市场的需求而自主决定其生产，并让小至农村的小商小贩，大至新兴的农产品商业公司，联合起来组成农产品的供应和销售体系，以替代国家之前建立的计划主导的供销社体系。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积极实施，在世纪之交后中国首次出现新增农业劳动力数量逐步递减，以及伴之而来的农业劳均耕地面积的逐步递增。
一、中国半计划和半自由的市场经济
（一）中国改革后的农业经济
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城市人民的收入率先上升而开启的食物消费转型，从8：1：1的粮食：肉食：蔬菜比例逐渐转为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地区的4：3：3的食物消费新模型，推动了“新农业”的发展，即响应市场需求而转入高值蔬果、肉禽鱼和蛋奶而来的“新农业改革”。那是“资本和劳动双密集化”的演变。到年，那样的高附加值新农业已经达到中国农业总产值的2／3，耕地总面积的1／3，促使前所未见的新型农产品市场的兴起。它大规模扩大了自由市场经济在农业中所占的比例，推动了中国农业历史的划时代变迁。
虽然如此，粮食生产仍然带有较大成分的行政主导计划经济性质。国家设定稳定粮食价格的行政体系，由国家大规模储备粮食（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6），设定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当粮食市场价格降到此价格时，国家便会按最低收购价格进行收购；而当粮食市场价格超过设定的最高价格时，国家便会出售其储备的粮食，借此来稳定粮食市场价格。这虽然不再是之前的简单计划经济，但仍然是一种行政化程度较高的农业市场经济；其中还带有一定的计划经济性质，尤其凸显于在全国一千个“产粮大县”的按计划管理粮食生产，包括其仍然强力推广的，对农民来说不划算的双季稻种植。
后者需要双倍于单季稻的投入，但只为小农户带来还不到一茬单季稻的按亩纯收益。（那是因为多种一茬会导致地力和产量在一定程度上递减，其劳动和农资投入则要几乎加倍，而且由于农民不爱吃早晚稻因而早晚稻的市场价格要低于单季稻。）国家只能通过补贴和项目制的奖励来维持，即便如此双季稻的种植仍然遭到小农户和基层干部的抵制。以上两种实际在中国今天的农业中并存说明，中国经济整体之走向结合计划与市场，既承继社会的主义计划经济的遗产，又纳入市场经济，由两大体系和机制并存和互动。
（二）乡镇企业的发展
伴随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来的另一结构性变迁是，在国家的领导下，中国的乡镇纷纷建立私营企业类型的自负盈亏的“乡镇企业”，根据本地条件和需要而创业，借此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使其成为改革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它们遵循的不是计划经济的无论盈利还是亏本都由出资维护的（被科尔奈称作的）“软预算约束”，而是在市场上不挣钱便倒闭的“硬预算约束”。
那样的实际情况促使美国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家戴慕珍和魏昂德两夫妇将乡镇概括为创办市场企业的“公司型国家”，来解释其所推动的蓬勃发展。不言而喻的是，乡镇企业发展主要是因为这些基层地方采纳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公司的运行模式。之后，乡镇企业虽然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萧条，但实际上，迄今仍然在乡村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为其后的高一级地方新阶段的“招商引资”和“土地财政”做了铺垫。
二、新型的结合中西的思路
经过几十年来的特殊快速发展之后，中国近几年已经展示了一些关于市场经济和市场主义的新思路。首先是初步辨别了平等互利的和不平等的贸易。前者乃是斯密建构的理想化市场经济的一面，确实具有强大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后者则可以以19世纪帝国主义之下的，凭借强权、侵略和战争而建立的“不平等条约”下的贸易丑恶面为代表，不是中国想借助的模式。在西方国家的古典自由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中，两者是被片面化的，是像波特克那样将其丑恶面抹掉，经过理想化重构而自我正当化、普适化、“科学化”地建构。
只有清楚区别两者，我们才能从后发展国家的视角来认识并理解“市场经济”和市场主义的真实历史内涵，才能辨别市场经济的正面和负面，才能摸索出适合后发展国家对市场经济的符合实际的认识和理解。那样的思路，已经成为中国年以来，共建倡议的核心。它明确区别平等互利的双向自愿贸易和不平等的由强权或金融霸权的逐利资本所主宰的，主要仅为其单一方营利的不平等的贸易和市场经济。同时，还加上了中国通过自身的发展经验而认识到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推动经济整体发展的关键作用来作为指导概念。
据此，建立了为资助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贷款融资渠道。倡议已经获得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瑞士等的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五位副行长分别来自英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韩国。此外，在倡议之中，还带有为高度发达的，具有巨大产能和价格相对低廉的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企业，谋得更多的市场出路和更大的国家影响的考量。倡议的产生不仅源自中国的平等互利理念和在一定程度上的自利考量，还带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
在今天的后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时代，以及根据斯密的片面化、理想化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念而设置的全球贸易组织的运作规则下，任何国家都只能基于对方为谋取自身利益的同意，而不仅仅是基于强权，才有可能达成交易。在那样的贸易规则下，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原则上都只能基于对方的自愿意志才有可能实施。虽然如此，在上文对中国的经济内卷和帝国主义侵略的讨论中已经看到，总体来说，国家间的不对等的资本权势，以及资本和劳动间的不对等权利和回报，仍然主宰着今天的全球化市场经济。
实际上它仍然和斯密建构的凭借平等互利贸易来推动双方螺旋式的经济发展理念相离较远。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交易虽然不再像帝国主义时期那样简单地取决于由于军力悬殊而产生的侵略和不平等条约，但是，资方国家和劳方国家间的利益分配仍然是极不平等的，其利益大头属于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资方，绝对不能简单地靠斯密提出的片面化、理想化的模式来认识和理解。
三、中国发展经验中的非正规经济劳动力
如今，那样的非正规劳动力数量已经快速攀升到占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的75%的幅度，远远超过发达国家的20%—25%的比重，也超过全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在与房地产相关的建筑业和其他产业中，企业可以以极低的成本来使用没有福利保障的农民工；地方可以将其作为招引外资的筹码，并可以给予外资别的特别优惠的条件（如土地优惠、税收优惠和低息贷款），有意让他们获得利润的大头，借助这些条件而使中国成为全球报酬最高，最理想的投资去处，借助这样的机制来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农村的农业和承包地则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起到减震器的作用——如果农民工失去了其在城市的工作，可以回到家乡耕种几亩地以维持起码的生活，让国家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
在那样的特殊市场经济机制运行了三十年之后，在其经济增速保持在年均9%之后，中国在近几年方才较多提升城市建设劳动力的报酬和福利等条件：一方面是逐步扩大农民工中有社会保障的正规就业人员所占的比例；另一方面，由国家出资设定了一些最起码的社会保障福利，开始逐步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权宜决策朝“共同富裕”的社会的主义奋斗目标转向。其具体举措包括年开启的“扶贫”工程，年宣布将10%的国有企业股权划转给社会保障基金等措施。年，国家更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要求到年实现乡村进入“全面小康”生活水平的目标。其中，开展更充分、更平等的城乡双向贸易应该会成为一个重要动力。当然，其实际进程尚待观察。
结语
在中国的发展经验中，一个决定性的不同因素是中国农村的人地压力下的近乎无穷的劳动力。国家采用的是在发展过渡/起飞时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权宜决策。具体来说，是向农村巨大的剩余劳动力暂时性地支付低廉的报酬——在房地产业中如此，在外商投资的企业中如此，在内资企业中也如此，以此作为地方招引国内外资本的重要筹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