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所有工业化（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国家都面临着“少子化”危机，也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绝育术”。
为什么所有工业化（城市化）国家都会面临“少子化”的生育危机呢？
本质是在于市场经济机制对人的压迫明显超过了自然压力，倒逼人通过减少生育来保持自身及后代能跟上社会竞争压力要求。
市场经济“少子化”根源是什么？
上边那句讲少子化本质的话语有些拗口或者说莫名其妙，让人很难理解。下面逐步阐释这一本质原因。
为什么所有工业化（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国家都会面临“少子化”危机呢？
因为城市化本身代表了国家工业化的程度，工业化本身的效率要求社会进行集中化大生产，而集中化大生产本身就意味着城市化的持续推进，所以城市化一定程度上等价于工业化。
上面一段话阐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的关系，主要为了解释为什么城市和农村间会出现生育率差，也试图从中找到工业化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
工业化（城市化）之所以和生育率下降之间表现出强关联，是因为城市或工业化本身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表现，生活在城市或者高度工业化社会的人们意味着他们被高度卷入市场经济中，其生活生存环境也由农业社会（经济）为主的生活环境，转变为了以市场经济为主的生活环境。
为什么市场经济程度较高地方会出现少子化，或资本主义“绝育术”情况呢？
因为市场经济比传统小农经济先进的地方就在于将更多人口卷入了一个统一市场来竞争，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了。市场经济先进性就在于将全世界卷入统一市场后可以世界各地优势资源更有效率的配置到更需要它（更能出高价）的地方，这里也包括了人本身。
这种高效率配置带来了社会整体效率的极大提升，但也带来了一个恶果：竞争压力增速远超自然条件下竞争压力的演化速度，最终超越了大多数人的承受界限，最终导致大多数人通过减少生育等一切降低成本开支的方法来保持自身竞争力以保证自身不被社会竞争所淘汰（阶层滑落）。
因为市场效率提升本身是通过扩大市场来实现的，而扩大市场本身就意味着竞争压力的增大，因为一个群体的内部竞争压力和群体内数量是呈正比关系的。
比如当一个群体只有十个人时，你要将自身排名前进10%（意味着提升社会阶层或保持自身阶层不变），只需要超过1个人就可以了。但是当群体数量扩大至人时，你要将自身排名前进10%（意味着提升社会阶层或保持自身阶层不变），意味着要超越10个人。同理当群体逐步扩大时，社会竞争压力也在急速提升。
当人类社会处于农业社会时，绝大多数一辈子生活半径不会超过方圆五十里，日常接触人群就是同村或邻村的人群。这时竞争群体只有几万人至多几十万人，竞争压力相对有限。当市场经济将全世界卷入一个统一市场后，整个竞争群体有60亿人口，60亿相比于几十万甚至几万人，群体数量增加了数万倍甚至更多，这也就意味着竞争压力也同步增加了数万倍甚至更多，而这是过去短短一百多年所发生的急速改变。竞争压力急剧提升会使人们降低一切可以减少的成本开支，这里既包括减少婚姻和生育甚至不婚不育（独身主义或丁克主义），也包括“断离舍”等一切减少自身欲望的主义或措施。
在社会主流评价体系内一个结婚的基本前提是：有房、有车和一场过得去婚礼。这里每一项都是十万起步开销，加一起开销百万以上很正常。而年社会平均工资里非私营单位是元，私营单位是元，记住这个是年收入。那么百万以上的开销意味着非私营单位需要不吃不喝攒11年，而私营单位更惨需要近20年，这是人们初婚年龄快速提高至30岁甚至之上主要原因（考公热潮的根源在此也可见一斑）。
而孩子的生育更是一个无底洞，生孩子对夫妻二人意味着两大损失：工作劳动时间大幅减少和生活开支急剧增加。
在农业社会里，孩子生育成本主要是坐月子成本，之后带孩子长大主要是保证孩子正常成长就好（俗话说得“多一副碗筷”），不需要太高的教育成本，因为农业社会以体力劳动为主，只需要成年人体力即可，无须会读书写字。而在工业社会里，单纯具有体力能力的成年人是不具有社会竞争力的也是被社会所淘汰的，现在社会里几乎所有岗位都是有一定脑力劳动能力，并且待遇越好的岗位对脑力劳动要求越高，这就意味着社会需要是成年后的脑力劳动能力而非体力劳动能力。这就意味着一个孩子从出生到成年主要成本是教育成本，而非（占比极少）食物生存成本。
并且教育成本因为主要由人力成本所构成，即家庭教育、学校教育里老师和家长所付出的时间成本（等价于同时间的工资成本），必然随着社会发展而急剧增长，这是一笔庞大而且会急剧增长的成本。目前这笔成本有相当部分由家庭承担，而教育产业化政策导致（国家拨款）公立教育体系在相当多的地方不具有主导地位，甚至站位缺失的问题（高价择校费，天价私立学校掐尖招生、课外教育提分作用超越学校教育等），使得家庭的教育开支情况进一步增长甚至恶化。
而更残酷的现实情况是，家庭教育开支不光要支撑起单纯的教育成本（教师人力成本和教育设施开支），还要支撑更加庞大且无止境的资本逐利需求。（课外教育体系主要成本是营销成本，且占比往往超过总成本的三分之一），猿辅导、跟我学、新东方等教育产业公司的利润就是对应家庭的教育成本，并且从各家公司高速增长的远景规划来看，中国家庭教育开支必然会进一步恶化，甚至有导致家庭财政崩溃（借款送孩子上好学校、课外班的债务风险正在快速普遍化）风险。
高昂婚育成本意味着：1，百万级别结婚成本，2，急剧减少劳动时间（工资）及劳动竞争力，3，庞大且无底洞教育开支（教育产业化正在加剧家庭教育开支恶化速度）。
结婚成本意味着即时庞大开支，减少劳动时间意味着收入急剧减少，再加上远期可能将家庭拖入债务深渊庞大教育开支，任何一个希望保持自身生活水平不变（而不是提高）理性人，都会选择不婚不育来应对日益加剧社会竞争压力。
显而易见解决方案就是国家补贴每个家庭婚育及教育成本，而巨额补贴同样意味庞大税收（支出）征收和人们实际收入减少，治标而不治本。
“少子化”的根本解决方案
在上面我们聊到了少子化根源在于日益增长的社会竞争压力，那么根本性解决方案在不降低甚至增加社会效率的情况下，降低社会竞争压力。
在前面我们讲了社会竞争压力的直接来源是因世界市场带来骤然增加的社会群体人口数量，但这只是直接原因，更本质原因在于市场经济制度的单一化（以经济利益为主）分配体系。
这个观点是受谢漠烟童鞋《幂律分布是私域流量的终局》一文启发所认知到的。从数学角度来看，当一个体系内受多个相互独立因素影响时，其结构更倾向于平均化（或者说随机化？）。当一个体系内受单一因素（或各因素之间会形成正反馈，即“慕强”倾向）影响时，其结构更倾向于集中化（或者秩序化？）。
市场经济制度本身以经济利益为主要调整变量，所谓看不见手就是指通过利润（经济利益）对不同供求关系进行反应，并通过利润（经济利益）变化来调配不同资源在社会内的分配使用。
但是因为市场经济以利润（经济利益）这一单一因素主导所有社会资源分配，就导致了社会结构急剧集中化而非平均化。社会竞争压力本身来源于不同人（群）之间的差距，社会结构集中化就意味着社会结构更加陡峭而非扁平化。扁平化社会结构意味着人和人差距不大，这时竞争压力（焦虑感）也相对较小，而陡峭化社会结构意味着任何人与人之间的差距都会相对较大，这时竞争压力（焦虑感）也必然更大。
所以要解决竞争压力过大的问题，就需要在市场经济基础上构筑多元化社会分配体系来压平社会结构，而不是目前以利润（经济利益）为唯一指挥棒的市场经济社会分配体系导致的陡峭型社会结构。在目前单一化市场经济分配体系里，一切向“钱”看，有钱人在社会体系内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在收入、婚姻、教育等一切社会资源分配中具有主导地位，从而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穷”社会差距极化的现象。
该怎么构建多元化社会分配体系呢？
构建这一社会体系前提是可以量化（数字化）不同岗位上对社会的不同社会贡献，让不同社会贡献间可以相互比较甚至转换。人们采用使用市场经济这一制度以利润（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单一化社会分配制度原因就在于人类社会自身没法量化不同社会贡献间差距，导致人类自身退出了对社会资源的分配主导，转而寻求市场这一看不见手来实现更公平和有效率社会的分配体系。
但是自从年我国逐步步入数字化社会以来，越来越多难以被人类量化的东西变得可以逐步被量化（数字化）了，这里也包括工作贡献。很多之前无法量化的工作贡献，例如以创意性为主的工作贡献变得可逐步被量化。这里举两个例子：广告创意设计和写作。
设计和写作是两个非常依靠人创意的工作，而创意本身很难被量化。在过去我们可以感知到这本书好或这本书差，这个广告好或这个广告差，但是我们很难量化到底这本书/广告好多少或差多少？
现在各种广告追踪系统可以通过各种指标来量化广告的传播效果。比如头条系针对游戏行业研发的广告投放转化追踪系统，可以实时追踪到广告的传播效果，并根据反馈情况实时调整广告创意。
而写作在之前也是一个很个人的事情，自己只有写完文章后才能通过编辑的经验性审核来决定被发表或者出版。但是现在在网络文学方面，一本好书往往上传前几章就会迎来读者的反馈，而在读者不断的反馈中作者可以逐步了解到作品的爽点（优点）/毒点（缺点），也可以通过多样化的网文数据（订阅、追订、推荐票、月票、首订等）来更详细了解到作品整体的表现情况，来适时调整写作计划。
广告创意、写作只是数字化社会中两个非常小的折射点，事实上现在有越来越多原来依靠人经验来主观评估的工作，正在被通过各种技术方法进行客观量化，当越来越多工作贡献可以被客观量化时，自然会有越来越多的工作贡献可以按照客观标准进行主动化资源分配，而不是被动依靠市场来通过利润调节来随意化分配。
随着数字化体系进一步发展，除了能够通过量化各种工作贡献来实现多样化资源分配体系，来优化资源分配并降低社会竞争压力外，也可以通过这一量化体系实现对人的双向量化培养。
这里简单解释一下双向量化培养是什么意思，这里的双向是指是既可以让人们进行自我量化培养，也可以由所在群体（公司、单位或者其他）来进行量化培养，这一双向量化培养体系可以让每个人寻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岗位。而之前根据工作贡献量化的多样化资源分配体系又可以让不同岗位的人都获得相对合理的报酬，而不至于让我们为了金钱而让自己迁就在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岗位上。
“少子化”治标、治本之策的区别
少子化表现在经济层面就是一定时期后适龄劳动力缺乏。这种适龄劳动力缺乏有两个解决思路，一个是从国外引进适龄劳动力（如欧洲、美国），一个是在问题显现前提前从根本上解决导致“少子化”的制度问题。前者治标，后者治本。
从国外引进适龄劳动力一直是欧美为解决“少子化”带来劳动力不足问题而长期实行的治标之策。之所以说这种引进外来劳动力的方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原因在于两点：1，引进外来人口必然随外来人口而引入外来文化（价值观），而造成社会撕裂。2，即使外来人口顺利融入进口国，外来人口融入社会后也会受到市场经济压迫，被迫也选择“不婚不育”来保证自身生活质量。
先说说第一点社会撕裂，大家知道美国和欧洲现在都面临很严重的社会撕裂问题。表现在美国就是黑命贵运动，表现在欧洲就是白欧国家的穆斯林化趋势。美国黑命贵根源就在于当初美国为了解决廉价劳动力问题而大规模引进黑人奴隶，当黑人没法融入原有社会价值观时，社会撕裂就自然出现了。而欧洲也是类似情况，欧洲当年为了解决廉价劳动力问题从邻近的中东及其他亚非国家引进了很多穆斯林人口作为廉价劳动力，当这些穆斯林人口没法融入原有社会主流价值观时，社会撕裂也就自然而然发生了。
那么作为廉价劳动力引入的人群为啥没法融入原有社会主流价值观呢？
因为融入是要付出成本的。首先要让外来人口融入原有社会主流价值观，就要对外来移民保持和原有主体民族相同的国民待遇。但是欧美当初引入这些移民的直接动力就是为了利用其廉价劳动力，如果给予和原有主体民族相同待遇，倒不如当初直接鼓励原有主体民族生育则成本更加低廉。
其次，即使给予外来移民相同的国民待遇，外来移民学习了解原有主体民族价值观也是需要很高昂的学习成本，这个成本只能是由引进国来承担相关成本，所以想以外来移民融入原有主体民族为目标来引入移民，其成本必然高于鼓励原有主体民族的生育成本。
那么假设欧美现在社会撕裂的结果是由新移民赢得胜利，即新移民取代原有主体民族成为引入国的新主体民族（即美国拉美化、欧洲穆斯林化），那么“少子化”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么？
不可能。
因为少子化根本原因不在于主体民族的文化本身，而在于主体民族是否融入市场经济制度，融入市场经济制度则必然少子化。所以即使欧美完成主体民族替换，要么国家再度面临“少子化”问题，要么放弃发展蜕变回类似农业社会的经济制度。
蜕变回农业社会经济制度来提升人口生育率这点在发达国家以色列的表现最为典型。以色列生育率整体保持不错，长期明显高于代际更替水平（即生育率高于2.1），即以色列人口能持续正增长。但是以色列婴幼儿的家庭来源结构差异非常大，世俗犹太人整体生育率略低于2.1，而极端正统派的生育率远高于前者。
为什么同在一个国家，同是一个民族（犹太族），不同群体的生育率差距如此巨大呢？
世俗犹太人世俗化程度较高，自然会承受世俗化的代价——即市场经济制度压迫下的“少子化”诅咒。而极端正统派接受国家补贴，且不会像其他犹太人一样服兵役等参与世俗活动，而是在国家补贴下保持一种接近于农业社会环境下原始犹太教生活制度。也就是说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主要生活制度接近于农业社会下的原始犹太教生活制度，而世俗犹太人生活环境则是市场经济制度下的世俗生活环境。两者生活制度不同是造成两者生育率差异的根本原因。但是保持这种高生育率生活制度的代价是不参与包括参军（以色列要求世俗犹太人全员强制兵役，包括女性）、教育在内的各种社会活动，这样生活长大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依然会和社会主流价值观差异巨大（以色列犹太人内部也有社会撕裂），且这样成年的以色列人有教育素质低下（不参与世俗学校教育，主要学习传统宗教）的问题。
从以上论述和以色列现实案例可以发现，在市场经济制度下不存在解决“少子化”问题的解决方案，“少子化”本身就是市场经济制度所自带的制度“诅咒”。而补贴婚育成本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补贴少了不足以覆盖婚育成本则不可能解决“少子化”问题，补贴多了则必然会扭曲市场经济本身，导致市场经济无法起到本身优化资源配置作用。
市场经济制度和高生育率必然不可兼得！
结语
要解决国内目前少子化的问题，必然需要以数字化为手段变革现有以市场经济制度为主的社会经济制度，来逐步实现多元化社会分配体制，从而彻底解决因社会竞争压力过大而带来的“少子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