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1月31日在《数学规划与经济分析》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授权华尔街见闻发表。
很荣幸参加周小川行长的新书《数学规划与经济分析》发布会。大约10年前，我刚刚担任金融市场司副司长，周行长在一次布置工作的时候，和我说过一段话，至今记忆犹新。周行长说，中央银行的司局长在制定任何*策的时候，都要从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出发，明确*策的大方向。*策的具体操作各方可能存在分歧，执行过程中也可能会有偏差，但只要坚持从基本框架出发，就能准确把握*策的方向，不会因为干扰因素而偏离目标。
今天，周行长即将出版新书《数学规划与经济分析》，恰是一本关于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的著作。在周行长举办的内部讲座和学术报告上，人民银行的员工对书中的很多内容有过了解，本书呈现的周行长一以贯之的市场化取向、激励相容的体制机制创新、系统论的研究视角等，已经成为央行人的思维方式，是我们分析思考问题的基本框架。周行长这本书融合了最新的经济学的发展成果，并运用于*策分析，集中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市场化取向。周行长早年曾参与计划经济的数学模型研究，对于计划体制的局限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很早就指出，即便是在有利的假设下，集中型计划经济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也只能与市场经济打成平手。市场是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有效的，而不尊重价值规律、价格扭曲只会损害资源配置效率。实践证明，我国一些领域的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原因就在于市场机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在18亿亩的耕地红线的约束下，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产生的土地需求与相对有限的土地供给构成矛盾。目前的做法是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设立约束条件，如果建设用地占了耕地，就需要把其他土地变成耕地，即“占补平衡”。这种做法没有考虑到不同能级城市，其土地需求与土地供给是有差异的，不允许跨区平衡、只能自求平衡导致资源配置缺乏有效统筹，不仅效率低下，还会带来土地资源浪费。一些大城市周边的耕地既没有用于工业化、城市化，也没有真正地用于农田开垦。北京郊区、上海郊区以及广州等地都出现这样的现象。解决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问题，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建立一个全国城乡统一的土地当量市场。统一各地区的土地计量标准，将土地能生产的粮食转换为当量的概念，土地以市场化的方式成为可计量的经济发展资源。在统一的土地当量交换市场下，各地可根据比较优势实现土地资源跨区占补平衡。这会比各地自求平衡更有效率，更有利于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推动经济发展。
一些传统上认为市场机制难以解决的问题，事实上也完全可以通过创新市场机制加以解决。比如，传统上认为碳排放问题是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但解决气候变化及二氧化碳排放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建立碳配额交易市场来解决。市场化交易机制下，二氧化碳的排放约束的“影子价格”可反映为真实的碳配额交易价格，价格信号更为准确。*府的补贴和碳税属于行*管理行为，指标人为制定，合理性和有效性都较低。同时，用市场方式来补偿企业的减排成本，效率高、公平性好、行*成本低，还能催生出一批相关行业和减排技术企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二是激励相容。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与激励措施的最优运用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激励相容的机制设计既包括奖励等激励措施，体现于目标函数；也包括惩罚等约束措施，体现于约束条件。实践中往往需要激励和约束“双管齐下”。在人民银行牵头的金融改革中，激励相容是制度设计的一项重要考虑，也正是遵循了激励相容的原则，改革工作在总体上得到顺利推进。在大型商业银行改革“核销、剥离、注资、发行上市”过程中，事先要求几家改革银行必须自我消化既有损失，并以此作为获得注资的条件，从而迫使银行作出最大努力。农村信用社改革依靠合理的激励机制来推动。对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资产，明确规定不予剥离给第三方处置，而是留在当地处理，由农信社依靠自身努力处置和回收的部分归其自己，未回收的损失部分，一半由农村信用社自己承担，另一半由中央银行承担。对于人民银行向农村信用社的注资，则明确不给现金，而是通过发放中央银行专项票据的方式提供。如果农村信用社改革达到人民银行事先预设的相关标准，人民银行就对其发放相应规模的中央银行票据，并作出兑付承诺；如果农村信用社改革和各项经营指标继续符合人民银行预先设定的相关标准，则对其持有的中央银行票据予以兑付，农村信用社这时才可以真正拿到中央银行提供的“真金白银”。在这个过程中，人民银行对农村信用社改革和经营情况予以检查，如果状况不达标，中央银行专项票据得不到兑付，就只能趴在其账上。这项专项票据兑付的*策就是由现任央行行长易纲当时具体负责设计的。
随着信息技术、金融科技高速发展，经济信息系统架构的争论有了新的内涵，但激励相容仍然是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在年12月举行的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上，周行长发表关于“信息系统架构和金融模式”的演讲，极具启发性。他指出，建设集中、公开、共享的信息系统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一部分信息以分散、私有、局部的方式收集和处理更有效率。一个重要原因是信息技术本身并不能完全解决激励机制的问题。一方面，一部分信息本身就有局部、私有的特征，信息收集者以一定的收集成本换取信息优势，如果强迫信息公开共享，信息优势不复存在，信息收集也就失去了激励；另一方面，信息真实性核查作为“公共物品”存在搭便车问题，信息集中共享并不能保证信息的准确真实，从而违背激励相容和“真实显示原理”。以此推演，金融模式的选择上，大力发展公共信息系统固然重要，但金融机构完全依赖公共信息进行决策、与客户保持较为疏远距离并不是服务实体经济最有效的模式。特别是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之所以融资难、融资贵，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企业与金融机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因此优化金融结构应当强化银企关系，激励银行提高对私有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增强风险识别能力和主动性，才能更好地满足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金融需求，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三是系统论视角。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各领域各部门紧密关联形成有机整体。周行长敏锐地指出，经济分析可以借助系统工程特别是控制理论方面的方法，描述经济金融运行及*策调控的机制、机理。这有利于我们深化对经济体系的认识，打开经济运行的“黑箱”。
从反馈机制看，复杂系统里通常有多个反馈环，有些是正反馈，有些是负反馈。正反馈环强化了放大作用，同时也易产生自激震荡，经济系统就表现为繁荣和萧条的顺周期性。而负反馈环削弱放大作用，有助于系统稳定。经济系统中正反馈环太多，就会呈现明显的顺周期性，需要添加负反馈环。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宏观审慎框架作为重要的理论成果和实践创新，正是先从正反馈机制和负反馈机制开始分析的，即金融的顺周期性和逆周期性。人民银行很早就开始对宏观审慎进行研究，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货币*策和宏观审慎*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宏观审慎作为经济金融系统的负反馈环，已经成为维护经济金融系统稳定的重要制度安排。
从反馈调节的方式看，反馈调节取决于积分因素和微分因素。积分因素是指系统变化了一段时间后，用累计变化的数量来决定调控的力度。微分因素就是系统状态刚发生变化就立刻作出反应予以对冲，强调快速动作。我国对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策响应属于具有微分特征的、参数较大的迅速调节。年10月国务院研究部署并在11月上旬就正式对外宣布了一揽子刺激计划，转为实施积极的财**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也要看到，强的*策响应实施后，系统虽然恢复快，但波动大，往往呈现超调并导致系统振荡。这是因为微分式*策反应可能产生过冲问题，会带来副作用。因此，进行微分式调节后，要考虑*策调整并及时退出。
我认为，坚持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是*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不仅适用于人民银行的工作，适用于一般的经济工作，也适用于国家治理等各个方面。
我在参加*府部门一些*策讨论时，发现鸭说鸭话，鸡说鸡话，主要是大家没有用一个基本分析框架。比如，我国地方*府债务“一收就死、一放就乱”，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中央地方财*关系没有理顺，地方*府没有实现激励相容。地方*府以GDP为激励目标，自然存在通过增加负债来扩大投资、做大GDP的内在动力，但地方*府融资“正门”开得不够大，市场化的融资约束机制没有健全，就会出现地方*府寻求“隐性负债”、过度负债的冲动。相反,一味强调用行*手段控制地方*府隐性债务,不利于调动地方*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因此,要严肃财*纪律,就要明确一级*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举债权,强化当地人大的预算的约束,提高财*收入和支出的匹配度。
又比如，我国房地产税改革迟迟难以出台，是因为改革方式没有做到激励相容。房地产税立法先行难以推进，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这么大且不平衡、各地情况比较复杂，而且还是一个转型经济体，国际上很难提供成熟的经验，*策也难以无差别地适用于各个地方。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一个成功经验是分散决策、地方制度适度竞争、优化趋同。在中央“顶层设计”的框架下，引导地方*府开展“基层试错”，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通过改革试点积累经验、发现问题、汲取教训，寻找到适合中国特色的长效机制。房地产税改革应遵循这一成功经验，在中央“顶层设计”的框架下，地方*府依据各地差异化的位置和区域开展“基层试错”。房地产税作为地方税种，地方*府是有试点动力的，符合激励相容原则。同时，选取一些城市试点，一旦出现问题也不会造成大的损害，风险可控。
再比如，选人用人机制要坚持激励相容。*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就是要求选人用人制度应当遵循机制设计的激励相容原则。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要求我们“忠诚干净担当”，还必须做到“专业”。周行长的新书《数学规划与经济分析》是值得我们反复研读，汲取智慧，提升专业性的重要著作。